2023配资平台 我的老师金永汉

发布日期:2024-09-07 03:56    点击次数: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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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永汉(金汉)老师是我在浙师大中文系上学时的老师2023配资平台,2007年7月26日去世的,距今已经17年了。我时常会想起穿着一身浅色西装,矮矮壮实的,说着说着就会发出爽朗笑声的老师,总觉得他还站在师大的讲台上,用略带磁性的、标准的普通话给学生上课,甚至还会浮现出他站在师大老电影院的入口处,倚靠在铁栏杆上看电影的情景。

和金老师的交往,可以追溯到37年前,那年我读大三,选修金老师开设的“当代文学史”课。“当代文学史”是一门大课,一个年级将近100人听课,上课地点在新东大阶梯教室,当时师大最大的教室之一。每次上课,金老师斜靠在讲坛上,能一口气讲完两节课,用的是金老师自己编写的讲义,就是后来被很多高校采用的教材《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的雏形,他不用看讲稿,一切都了然于胸。金老师是青岛人,在南方学校,能够讲一口标准普通话的老师并不多。

记得有一堂课是讲艾青的诗歌,艾青是金华人,加上他胞弟蒋海涛曾在师大中文系任教,因此艾青研究也是浙师大中文系的传统。金老师在课上说艾青诗歌艺术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强调诗歌创作的形象化,进而追求诗歌创作的绘画美。写诗歌的人怎么追求绘画美,当时听了,就觉得金老师的观点很新颖。其实,现在想起来,金老师后来一再强调艺术首先是艺术史的观念,应该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清晰的思考。课上印象很深的还有两次,一次是金老师讲他的山东老乡莫言的小说,说有些评论家只看到莫言小说外部形态上的现代派特征,他以为并不算真正读懂和理解莫言,他之所以特别看重莫言,是因为他在把西方重表现的现代派艺术与中国传统的重再现的现实主义艺术结合起来,用最现代派的手法表现最民族化的生活,塑造出了具有深刻的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人物形象。另一次是讲到李锐的集束小说《厚土》,他特别推崇其中的一篇小说,讲一个外乡女子到村里后的遭遇。他说那篇小说是艺术上最完美的篇章之一,环境、情节、人物、语言、结构都达到浑然一体的程度。很多年后,我还特地又找来看了一遍,那篇小说名叫《假婚》,确实像金老师当初分析的那样,李锐不仅写了一种生命原始性的消耗,而且在畸形生活中包含着很深刻的历史文化内容。

我在上学时,和金老师交集的还不是因为上他的课,主要是因为电影,因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第五代导演的崛起,张艺谋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金熊奖,社会上掀起一股电影热。我和班里几个喜欢电影的同学组织了一个社团“电影美学会”,在工会刘经建老师的支持下,还办起了师大的电影周活动。金老师也喜欢电影,那时候老电影院没有拆,非常大,有40多排座位,大概能够容纳1400人,几乎场场爆满。我经常会看到金老师,有时候金老师来晚了,没有票,他就站在影院入口处的斜坡上,倚着铁栏杆,看完一场电影。我的大学时代大部分精力在办“电影美学会”,每个月编辑一期小报《欣赏与探索》,我至今还保存着一套完整小报,这是当时浙江省内高校社团第一份铅印的小报,每一期都是在师大印刷厂排版印刷的。金老师是我们“电影美学会”的顾问,每年电影节后要举行全校性的影评征文比赛,自然少不了由金老师来当评委把关。

临毕业时,我因为要去在舟山普陀平阳浦的浙江水产学院任教,心里很乱。有一天傍晚,我刚从5号楼出来,刚巧遇上从4号楼出来的金老师,就在那棵大夹竹桃边上,光线很暗,金老师问了我一些情况后说:“你明天来我家吃饭吧。”大学四年中,虽然和系里年轻老师关系都很好,也经常在一起吃饭,但那时年轻老师自己不开伙,一起吃饭也是到学校门口的夫妻店聚餐,还真没有到老师家里吃过饭,去金老师家是第一次。学校老师的宿舍都在南门外邮局边上,金老师炖了一大锅牛肉,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牛肉,肉炖得很烂,那时候没有高压锅,师母一定是准备了好长时间。我一直忘不了那顿饭,那碗冒着热气的炖牛肉。

7月,我就去浙江水产学院报到了,人生地不熟,母校同学、老师的来信是对我最好的安慰。我一直和金老师保持通信联系,金老师鼓励我考回师大读他的研究生,嘱咐我一定要把外语复习好。那时考研不容易,浙师大也是刚刚有招研究生的资格,每个老师只能招一名学生,最后发学位还要到杭州大学中文系去审核。但我终究还是更喜欢电影,后来跟金老师说了,我想考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心里实在忐忑,生怕辜负了金老师的一片好意,没想到收到金老师的回信,他不但鼓励我去考,而且对我说,万一考不上电影学院的话,就回去考他的研究生。

后来,我还是幸运地考到了北京,和金老师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一直到1994年我从电影学院硕士毕业后到北京大学工作,才有一次和金老师见面的机会。那是金老师到北京开会,恰好北大中文系有个批评家周末论坛,金老师去听了,回来还有点意犹未尽,好像那次主题是讨论真实与虚构的问题,小说就是虚构的艺术,经由虚构达到或实现艺术真实。他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小说不是写现实的,而是写存在。而存在只是一种有可能的现实。他进一步解释说,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这句话从根本上说绝对正确,但艺术并不是从这泉中流出的水,而是用这泉水酿成的酒。水和酒,生活和艺术,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样东西,水能否变成酒,变成什么样的酒,关键就在于一个“酿”字,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它就是作家的想象能力、创造能力和叙述方法、叙事智慧。那天中午我约了浙师大82级的师兄、当时在北大中文系读博士的陈旭光,请金老师在门口的一家饺子店吃饭,金老师要付钱,我当然不同意,把不多的餐费付了。吃完饭后,金老师到我在学校南门口的集体宿舍小坐了一会。晚上睡觉前,翻开枕头时,我才发觉金老师把50元钱塞在我的枕头底下。那时候,金老师一定是觉得,我刚参加工作,没有什么钱的缘故。

后来,金老师到北京来的机会多了,因为他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参与每年的全国小说评奖,每次来时,他一定会给我打电话,然后一起在他的住处附近聚会,有一大帮浙师大毕业生去看金老师。金老师总是精力旺盛,和大家谈师大,谈文学,谈他的研究课题。

有一年12月浙师大举办电影周时,邀请我回去作讲座,那天车到了培训楼前,金老师早已等在招待所门口了。晚上我作讲座时,金老师作了热情的推介,之后就一直微笑着坐在下面听。每一个同学有一点进步的话,老师是最高兴的。

后来还和金老师有几次意外的相逢。一次是在杭州,我住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门口的综合楼里,有一天中午,听杭州的朋友说,金老师正在杭州开省政协会,当时金老师是省政协的常委,而且他就住在浙大门口的灵峰山庄,离我住的地方就百来米远,实在是太巧了!那时也没有手机,事先也没法约。我赶紧赶了过去,到了金老师住的楼层,金老师的房间门开着,老远就能听到他和别人说话的声音,他的嗓门一直很大。我在门口喊了一声,金老师惊讶地看着我,说:“呀!你怎么来了,居然找到这里来了!”他招呼我进来,然后向屋里的老师热情地介绍我,师徒两人少不了一顿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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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也是和金老师意外相逢,那是2001年7月,我有一个朋友在浙江宁海拍一部电视剧,拍到一半,导演和制片人闹矛盾走了,于是让我临时去救场,我到宁海当晚,听在那里工作的同学张启表说,金老师和中文系的陈耀东老师也在那里给函授生上课。我马上赶到金老师的住处,在金老师住的招待所大堂吧里,大家围坐在一起,师徒俩又是痛痛快快地叙了一番旧,我似乎总是能够和金老师相遇。

但后来有一次也是突然得知的,却是一个不幸的消息。2003年暑假在杭州,听金老师的研究生张谷风说,金老师生病了,而且刚动完手术,肝叶被切除了一半。我马上约了当时在浙大任教的陈晓云老师去了医院。那时候,金老师刚动完手术在恢复期,但他的精神状态不错,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他自己能够走路,谈话没有什么障碍,一直跟我们讲,他是如何捡回来一条命的,医生的技术如何高明。我不敢多打扰他,坐了大约一刻钟,就要告辞,没想到金老师一定要送我们,我不让他送,师母丁老师在边上说,让他送吧,金老师就一直送我俩到医院大门口。经历了那么大的一次手术,金老师不但扛过来了,还没有怎么变化,我心里也宽慰了一些。我知道得了这种病,治愈是不大可能的,只有心里默默祈祷,但愿奇迹能够出现。

然后就是和金老师通电话,跟系里别的老师通话时,金老师的近况也是我最关心的。金老师是我维系和浙师大关系的一条无形但又十分牢靠的线。后来,听说他慢慢恢复了,开始工作,写书了,心里为金老师高兴。后来又听说金老师还照常带研究生,一直想劝劝金老师,好好休养,身体第一,但几次电话中想提,又止住了,心想他这辈子以教书为业,和学生在一起,可能他就会忘了病痛这件事,一旦离开学生,心里会更难受。

后来在《当代作家评论》上,我读到金老师的长篇论文《逼近“人本”与“文本”》,将近两万字。金老师一贯主张,“著书必须立说,不立说,何必著书”,他提出“文学史应是文学艺术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小说史应是小说艺术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的新的“本体论”文学史观念,并据此写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和《中国当代小说艺术演变史》。书中开宗明义说道,小说作为一种艺术样式与所有门类的艺术一样,它的第一功能应该是审美。他认为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最鲜明、最重要、最本质的标志就是:文学向着“人本”和“文本”方向的逼近和回归,所谓“人本”,是指人的那种超越一般社会学属性的哲学、文化学意义上的本质特征;所谓“文本”,是指某种文学样式(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最具本体意义的美学特征。几年过去了,金老师的身体一直没有出现问题,对金老师来说,学术就是生活的一种形式,他的学术生命还会长长地延续下去。

2005年的12月,那年南方的冬天很冷,大家都早早地穿上了厚厚的冬衣。那年正逢浙师大电影节创办20周年,学校有一个表彰仪式,我们几个在北京从事影视相关工作的同学回师大,学校表彰了20年来为师大电影做出贡献的人,授予代表师大教书育人最高荣誉的“尖峰奖”,金老师第一个上台领奖。那次活动,同我们一起去的,还有我的硕士导师、著名导演郑洞天,郑老师提前回京时,我们一起吃饭,到校门口的招待所时,金老师已经在门口等我们了,学生是老师永远的牵挂,但金老师是个大病后的人。这时我发现,他和以前那个精力旺盛的金老师完全不一样了,佝偻着背,稀疏的头发完全白了,耷拉下来。脸色发黑,没有一点神采,就像一盏油灯要燃尽一样。我心里就有一股说不清的酸楚,觉得有一股苍茫之气笼罩着四处,也许以后能见到金老师的机会越来越少了,那顿饭,我什么滋味也吃不出来。这竟然就是见金老师的最后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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